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保持财政投入力度总体稳定，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

　　今年2月，我省51个贫困县已全部摘帽。社会保障在我省决胜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施“全民参保计划”，采取“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表、表不漏项”的“四不漏”工作方法，参保扩面效果显著;据统计，2020年社会救助兜底97.6万名贫困人口，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新农合参保率100%;为185.56万名贫困人员代缴城乡居保费1.81亿元。

　　当前，我省减贫工作正步入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消除相对贫困的新阶段，面临新的挑战：一是相对贫困人口基数更大，包括已经脱贫的绝对贫困人口、绝对贫困的边缘户等;二是相对贫困人口空间分布更广，以分散式分布为主，老弱病残依然是相对贫困的高发群体;三是相对贫困致贫原因更复杂，主要由发展和分配不平衡造成。鉴于此，必须打造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以破解相对贫困问题、助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

　　建立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从生存保障向发展保障转变

　　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任务，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举措。

　　推进多层次、多支柱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为主，商业保险、个人储蓄、企业年金、社会救助为辅的高标准和高保障水平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建设。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稳步建立农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健全社保转移接续、异地就医结算制度。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制度。民政部提出，根据群众的困难程度和致困原因分层分类建立三个救助圈层：最核心的内圈是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向外一圈是低收入家庭和支出型贫困家庭，最外圈层是社会公民。基于此，我省应进一步增强社会救助的针对性，实行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制度：对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开展医疗、住房、教育、就业等基础专项救助;对低收入家庭和支出型贫困家庭给予基本生活专项救助，加强防止返贫监测;对社会公民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给予急难社会救助。

　　织密扎牢社会保障安全网，实现从制度全覆盖向人群全覆盖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提出，“要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重点做好那些尚未脱贫或因病因伤返贫群众的工作，加快完善低保、医保、医疗救助等相关扶持和保障措施，用制度体系保障贫困群众真脱贫、稳脱贫”。

　　为此，一方面，应按照“兜底线”的基本要求，切实做好兜底性保障。让贫困人口享有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兜底生活保障。充分发挥医保、养老保险、低保、五保等社会保障政策的兜底作用，加强信息比对、加大信息归集、加快系统对接，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应救尽救。

　　另一方面，应按照“织密网”的要求，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允许非户籍人员在就业地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尽可能将各类就业群体都纳入社保安全网;确保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政策有效衔接;因地制宜加强养老服务供给，将农村地区养老服务视作乡村振兴的关键点，建立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制度，推动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福利以及相关补充性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建立共建共享的社会保障治理机制，实现从单一主体治理向多元主体治理转变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建立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应聚焦于促进社会保障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相适应。

　　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相对贫困治理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是制定识别相对贫困的标准。按照国际通用的衡量标准，相对贫困人口通常是指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或中位数收入)一定比例(如50%)的人群，是以社会的平均发展水平作为基准，制定本地区的“相对贫困标准”，它是一个动态的标准。目前浙江、广东等省区已制定了相对贫困标准。我省也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和支出标准，合理制定相对贫困标准，并以此建立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机制，推进相对贫困治理。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筹资、运营及风险防范机制。农村社会保障归根到底是资金的问题，要实现可持续，必须有稳定的基金来源。应通过加大公共财政资金投入、增加农民个人缴纳金额、推动社会资金进入、充分利用慈善筹资，完善社保基金投资体制机制，推进基金投资的市场化、多元化，建立有效的投资风险控制、绩效评价以及责任追究机制来确保基金可持续。同时应加强社保基金运行管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健全社会保障多元主体治理的协作机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应促成社会保障责任的多元主体共担，实现社会保障各类主体共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之间的良性共治关系，充分发挥多主体在提供和使用社会保障资源方面的积极性，提高社会保障效率。

　　(文/邵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