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向古代廉政人物学什么

　　中国古代历史绵延千载，王朝循环兴替，政治清明是根基，廉政人物起着重要的支柱作用。廉政人物的政治行为效应，直接决定着朝代命运浮沉和治乱格局；廉政人物的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凝聚为宝贵的廉政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化作一股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亘古长存。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中国古代廉政建设，济济多士。我们跨越历史星空，萃取廉政人物所共有的行为和品质特征，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修身立德

　　中国古代德治气息浓郁充沛，“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廉政人物首先讲究修德立身。为政者修德立身，不仅是要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最重要的是提高政治道德修养，主要包括恤民、爱国、忠君、孝悌、尚贤。

　　舜是传说中的五帝之一，是中国古代道德楷模，史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居家以德，宽厚孝悌，以德报怨，敬愚父，恭悍母，友顽弟，饬妻妾，首倡人伦道德之风。舜为人以德，踏实谦让，助人为乐，“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舜为政以德，谋四岳，举八恺，用八元，惩四凶，远佞人，“七政以齐”，“远近众功咸兴”，“蛮夷率服”。“舜勤民事而野死”，“以君子之大德，为帝王之称首”。

　　召公奭是西周四朝元老，辅佐文武成康四王，是崇德恤民的典范。召公巡治民间，每在甘棠树下处理政务，“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留下“甘棠遗爱”的美谈。

　　屈原以爱国忠君为志，以致力民生为业，以洁身自好为德。位居楚国大夫，屈原主张“美政”，谏言彰明法度、举贤任能。但是，楚王不听，不思振作，放逐屈原。公元前278年，秦军攻占楚都，屈原投汨罗江殉国明节。曾有渔父问被逐的屈原“何故至于斯？”屈原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又问：“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回答：“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屈原志高气正，留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警言。

　　唐朝颜真卿德能兼优，四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又迁殿中侍御史，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他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治民也突出孝道。辖区内有一老妇死了29年仍殡放在寺院，颜真卿剥夺她两个儿子30年平民资格，使“天下耸动”。安禄山反叛，颜真卿与从兄杲卿起兵平叛，并以十岁儿子随军作人质，国尔忘家。辅佐肃宗，秉持礼仪典章法度，“绳治如平日”，建议肃宗修改“嗣皇帝”之称以尊重上皇玄宗，“帝以为达识”，尊称“鲁公”。最后遭奸相卢杞、叛将李希烈陷杀，“毅然之气，折而不沮，可谓忠矣”。

　　岳飞是南宋名将，毕生尽忠报国，身具多种优秀品德。爱民安民，治军严格，“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爱兵如子，恩慈呵护，生病者“亲为调药”，远征者慰问其家，死难者抚育其孤，颁犒者均给军吏。虚怀若谷，推功就过，时有“憾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誉，岳飞却说：“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好贤礼士，“恂恂如儒生”。事亲至孝，家无姬侍，生活朴素，每调军食，则皱着眉头说：“东南民力竭尽了！”岳飞“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与腐败投降的秦桧集团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留下了许多垂世名言：治国“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治军“仁，信，智，勇，严，阙一不可。”

　　修身立德，是中国古代的治理根本，古代官员入仕为宦的路径大致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南宋时期，修德被理学强调成每个人处世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它的积极的一面是强化了官员道德自律，消极的一面则伴生出空谈心性、不务实践的倾向。近人魏源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术之非，至于灭种，此吾所以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宋人也。”

　　二、明法审令

　　“法律政令者，吏民规距绳墨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称职的管理者要把法律政令贯彻到包括自己在内的民众之中，实现统治意志。明法审令、公正廉明、无私无畏、惩恶扬善，是廉政人物的职守。

　　皋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法官，首创法刑狱，规范职事、秩序、伦理、赏罚，“惟明克允”，生动诠释了中国原始的法制精神。

　　商鞅依法治国，功效卓著，为秦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商鞅提出“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他立木为信，执法如山，令行禁止，尤其不阿权贵。时太子犯法，商鞅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为诫，照例予以惩戒。太傅公子虔又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

　　徐有功是唐高宗和武周时期的审案官，慨然护法，廉洁清正，磊落光明。酷吏奸臣频予弹劾，三次被控死罪，两次被罢官，终究找不出他贪赃徇私的证据。酷吏皇甫文备曾经陷害过徐有功，后来皇甫文备被人控告，徐有功仍公正审理，使其免刑。有的人问他为何不伺机复仇，他说不能以公法泄私愤。

　　宋朝包拯既有执法如山的刚毅，更有拒腐防变的廉洁。他巧断牛舌案是明法审令的生动案例。有人牛舌被割掉，跑来报案。包拯告诉那人回家把牛杀了去卖。很快有人来投诉私杀牛者，包拯反问那个人为何割了人家的牛舌而却又来告讼？那盗贼惊服归案，承认泄愤割舌的罪过。包拯性格耿直，也以忠恕待人，清廉简朴，持家甚严。“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留有“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的家训和“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的箴言。

　　海瑞在世，明王朝处在由盛及衰时期，危机四伏，他欲挽狂澜于既倒。他诊治时弊，买好了棺材谏止迷信道教、大兴土木。他严肃法纪，力倡恢复明太祖时“枉法赃八十贯绞”等重典治吏。他节俭垂范，“葛帏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犯颜谏言，针砭时弊，得到百姓广泛拥护，却遭到朝官百般阻隔弹劾，最终还能够得到皇帝召用，恰如嘉靖所言：“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

　　为了维护家国天下，有些最高统治者明法审令是坚决的。清史记载，雍正十二年，“三月丁丑，工部尚书范时绎免。戊戌，河南学政俞鸿图以婪赃处斩，其父侍郎俞兆晟褫职。尹继善奏剿平普思叛苗，招抚投诚人众。得旨：‘凡事懈於垂成，忽於既定。勉之。’”　范时绎是世代贵胄，且是雍正即位前的亲信，但是，结交地方劣绅奸宄，公务懈惰，收受贿赂。俞兆晟、俞鸿图是父子，学政俞鸿图在科举考试中纳贿行私，遂以问斩。　尹继善时任广西总督平定边关叛乱。一月中处理完三件大事，下旨警告执法要坚定，一以贯之，足见雍正振作法纪迫切良苦。

　　但是，在古代中国伦理化的、人治的社会里，往往难以真正实现明法审令，不可避免地存在对贵族的包庇、对纲常的顾忌。即使最严厉的执法者，也不乏宽贷的情况。“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周秦千年以来不变的潜规则。皇权偏袒贵族，成为常理。范时绎早该数罪并罚“论斩”，雍正以“范氏为大僚”，“勋臣后裔”，“特宥之”。　而像海瑞这样的清官廉吏，也只好倾向于用法令自由裁量权保护弱者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三、尚学崇教

　　轩辕皇帝成为中华民族的领袖，开始时就做了两件事：一是“习用干戈”，二是“修德振兵”。　亦即修业进德。所谓“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自古及今，“自天子及于庶人，未有不须学而成者”。中国古代统治者尚学崇教，寄望官吏能够严格自律，社会形成廉洁之风。儒学推行仁政、教化、德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宋仁宗封孔子为“衍圣公”，都是为了张扬尚学崇教、敦化治理的传统。

　　战国时期的齐桓公设立“稷下学宫”，召集天下学者封为“上大夫”，“咸作书刺世”。淳于髡谏威王戒“长夜之饮”，振作朝政；王斗曾直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酒”、“好色”，独不“好士”，促其“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孟子与齐宣王探讨治国和统一天下之道，批评霸术、提倡仁政。诸如此类的谏言活动，促进了齐国廉政建设。

　　西汉时期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言，匡扶吏治必须尚学崇教，擢拔饱学盛德之士，否则“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未得其真”。汉武帝听取了董仲舒的劝说，在长安设立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以五经博士为教授，置博士弟子50人，为国家培养廉洁贤能的后备官员。

　　西晋时车胤出身没落大族，极爱学习，恭勤不倦，留有“囊萤夜读”佳话，官至礼部尚书。他学以佐政，养成秉持正义、为官正派、不屈权贵的廉正品格，在与时下骄矜放荡的世族斗争中慨然殉职。

　　尚学崇教被隋文帝开创的国子监学与科举取士体制化，为中国古代文化精英政治奠定了基础，在一定意义上保障了政治清明廉洁之风。史家曾经将士官与吏员作廉政对比：“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

　　张载是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入仕后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移风易俗。张载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官至同知太常（礼部副职），始终保持学人本色，以学为志，著书立说，终身清贫，乐在其中，不沾尘埃。殁后贫无以殓，门生买棺成殓。张载“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张载留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名言，为后世传诵。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嗜书好学的帝王之一。他在出巡途中，或居行宫，谈经论道，赋诗著文，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康熙崇尚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他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　，对于吏治清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是，清初统治者为了实行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酿成了文化恐怖。许多士人逐渐埋头故纸堆，不再过问政治，廉政建设失去了重要的文化支撑。鉴于此，晚清时期，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等知识分子，对清政府文化政策的愚昧保守和高压，对学风的空乏玄虚、逃避现实，对科举制度的僵化和反科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陈腐和反民主，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批判，直启文化革新和新文化运动，也开启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新篇。

　　四、尽职敬业

　　明晰责权利，增强责任意识，尽职尽责，爱岗敬业，忠于职守，是现代廉政建设的基本要求。中国古代廉政人物同样表现出很强的敬业精神、职责意识。

　　大禹治水，竭心尽力。以身作则，“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斖斖穆穆，为纲为纪”；专心公职，三十岁未娶，新婚第四天就去复职，居外十三年，后三过家门而不入；德业俱隆，“天下大应”　，遂继承舜位。

　　比干死争，以身殉职。比干任少师（丞相），时纣王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比干慨叹：“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　于是三次强谏，纣王竟将其刳腹而不听。

　　苏武牧羊，荡气回肠。苏武是汉武帝派往匈奴的持旄使者，因部下与匈奴臣子串通密谋作案，受牵连被拘。苏武始终保持汉室气节，严正拒绝高官厚禄劝降。囚禁在地窖中，以雪解渴，以毡毛充饥。流放牧羊，与世隔绝，尝尽艰辛，仍不屈其志节。在匈奴被囚19年后，终于回到汉朝，苏武仍然手持汉朝节旄。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封建臣僚的榜样。作为蜀国丞相，他对刘氏主公忠心耿耿。白帝城托孤后，诸葛亮更是诚惶诚恐，兢兢业业，南征北伐，积劳成疾，至死不渝。诸葛亮告诫后人，鞭辟入里：“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南朝梁朝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早期堪称尽职尽责。他每天四五更天起床，批阅公文奏章，冬天有时冻裂了双手。“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他垂范节俭，菜羹粝饭，“一冠三年，一衾二年”，性不饮酒，后宫严肃。他礼贤下士，从谏如流，门前设立谤木、肺石两函，收集官员和百姓意见，闻过则改。史称“历观古昔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享国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然而，迷信佛法，晚年溺于慈爱，疏于明察，“牧守多浸渔百姓，使者干扰郡县”，专听生奸，独任成乱，落得“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下场。魏徵曾批评梁武帝问题出在：“非弘道以利物，惟饰智以惊愚”。忠于职守，勤奋敬业，不能够完全出于个性和喜好，而要专心职务，努力做到执政为民。

　　明宣宗时的苏州太守况钟是一位亲民为政的清官。况钟任苏州知府，着力减轻百姓赋税徭役，打击豪强污吏勾结，劝善惩恶，雷厉风行，赢得了百姓爱戴。况钟母亲去世守丧、担任苏州知府满三年、任满升迁，几次援制离任，百姓都极力挽留，最后明英宗下诏升况钟享正三品俸禄，连任苏州知府，直至卒于任上，时下民歌歌颂他道：“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

　　林则徐是晚清敬业官员的光辉典范。林则徐进士入仕后，先后经历了二十多个职务贬降升迁，始终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自励，大公无私、勤奋谨慎、亲民爱民。他是虎门销烟的英雄，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驱，是“壁立千尺、无欲则刚”的清官。

　　《说文解字》里说：“尽心曰忠。”朱熹也说：“尽己之为忠。”　曾国藩为官讲究“忠勤”，他总结自己的从政经历，教训后人称：“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欲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在中国古代，尽职敬业，忠勤智勇，都是为了竭诚忠君，说到底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孙中山有言：“我们做一件事情，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尽职敬业，忠于职守，在近代开始发生质的进步。

　　五、诚实守信

　　忠挚诚信，心存正道，不违正直，光明磊落，是做人的要求，更是为官的基本要求。不弄权，不文过，不欺民，不自欺，是廉政人物一个共有的品质。

　　失去诚信，众叛亲离。周幽王宠爱褒姒，但是褒姒很少欢笑。周幽王竟然使出“烽火戏诸侯”的奇计，与褒姒同游骊山，燃起烽火，擂鼓报警，诸侯闻警来救，至时才发现是个儿戏。褒姒启唇而笑，但周王室从此失信于诸侯。公元前771年，犬戎侵兵真至，幽王再燃烽火，诸侯没有勤王，结果幽王被杀，褒姒被掳。

　　重承诺守信用讲人品，是古代廉政人物的一项持身之本。秦末，楚人季布侠义好助，只要允诺的事情，无论有多大困难，都设法办到，受到社会赞誉，“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诺”成为人格品牌。楚汉相争时，季布是项羽的部下，曾几次献策，使刘邦的军队吃了败仗。刘邦当了皇帝后下令缉拿季布。往日敬慕季布的人，都暗中竭力相助，打动了刘邦，不仅撤消了通缉令，还封季布做了郎中，后升迁河东太守。

　　诚实守信、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是廉洁官吏为政的一个好作风。西汉赵广汉曾任京辅都尉、颍川郡守、京兆尹等职务。为了整治豪族横行的颍川郡，汉宣帝擢拔赵广汉前去担任太守。赵广汉到任后，首先进行缜密的调查研究，发现豪族大姓通婚交结，世族联袂胡作非为，恶霸腐朽势力聚集作乱，官员卑躬塞责附炎。在获得具实罪证后，赵广汉果断诛杀首恶，震慑全郡。同时设置竹筒举报，受理官吏结交地痞劣迹，一经核实，依法治罪，从内部分化瓦解了强宗大族，致使奸党散落，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东晋陶侃初为县吏，后为郡守，官至大司马。他从政勤勉恭谨，作风扎实，明察秋毫，史称“性纤密好问”，“发奸擿伏如神”。陶侃任职武昌时，曾令诸军营植柳，有一都尉偷来官柳种自己门外。陶侃巡视时突然问他：“这些是武昌西门前柳，你为何把它们挪到这里种？”都尉大为惊骇，具实招认谢罪。

　　陶澍政治生涯处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历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为官“即实象以求实理”，“丝毫不容假借”。陶澍主持海运，“宵旦讨论，寝食筹度，徵之属吏，质之滨洋人士，诹之海客畸民，众难解驳，愈推愈审，万举万全”。治理吴淞江时，“其阅工也，屏舆从，徒步视察，不受属吏欺，风霜劳淬弗恤”。道光皇帝称其“端直宅心”，“实心任事，不避嫌怨”。

　　“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康熙皇帝写庭训格言，第一条就是讲诚信，特别强调的是慎独：“《大学》、《中庸》俱以慎独为训，是为对贤第一要节。后人广其说曰：‘暗室不欺’。所谓暗室不欺有二义焉：一在私居独处之时，一在心曲隐微则人不及知。惟君子谓此时指视必严也。”　晚晴重臣曾国藩留有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日课四条”，首要的是慎独。

　　诚实守信，慎独自重，是拒腐防变的“防火墙”。东汉名臣杨震赴任东莱太守，途径昌邑县。昌邑县令王密曾经得到过杨震的举荐，王密予以酬谢。夜深人静时，王密来看望杨震，并赠送杨震十斤黄金。杨震拒而不受。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斥责道：“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后十分羞愧。杨震也因此被人称为“四知先生”，“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诚不妄为，信无虚伪，反腐倡廉当从自身做起。

　　六、自持知止

　　兢兢业业，谦逊自守，抵御诱惑，清静淡泊，守持正固，保持自己的清廉节操和高洁品德，不贪财，不好色，不居功，不享乐，是中国古代廉政人物的一大共性。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先贤，他虽然只做过“守藏室之官”，却著有充满辩证法和政治智慧的《道德经》，留有“上善若水”，“去甚，去奢，去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慎终如始”等二十多条廉政格言，给廉政建设充分启迪。

　　陕西汉中张良庙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掷秦一椎”、“辞汉万户”，横批是“知止”。这幅对联可谓是西汉重臣张良一生的写照。张良早年反秦，在博浪沙用大椎伏击秦始皇未中，逃亡到下邳隐藏起来。一位老者看张良是可造之才，有心授以兵书。为了考验他，就故意把鞋扔到桥下，让张良三次给他捡回。张良强忍怒气替老者把鞋子捡回穿好后，又三次赴约桥头，终得兵书，学成了著名的谋略家。张良是抗秦元老，又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为刘邦建汉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他不伐其功，不矜其能，面对刘邦“择齐地三万户”奖赏辞而不受，仅求封始与刘邦初次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故张良又称为留侯。

　　金日磾本来是匈奴贵族，14岁时被霍去病俘获，后来做朝内官，成为汉武帝的亲近侍臣。他的大儿子与宫女嬉戏，被他亲手杀死。皇上要迎娶他的女儿到后宫，被他婉拒。汉武帝托孤霍光，霍光推让给金日磾。金日磾说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如果担此大任，匈奴国就会看轻了汉人，以为汉朝没有人了，故坚持做了霍光的副手。霍光一族，几度擅权，最后宗族遭诛夷。而金日磾“以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

　　卢怀慎在唐玄宗时担任宰相，曾与姚崇同事，自认为才能不如姚崇，事务都推让给姚崇做主，时人讥为“伴食宰相”。又兼任吏部尚书，因疾病恳请退了休。去世前留下遗言推荐宋璟等，并劝诫：“主上急于求得天下大治，然而在位年久，对勤勉稍有些厌倦，恐怕要有险恶之人乘机被任用了。你们记住这些话！”

　　廉希宪是元代政治家，官至平章政事，始终恭谨自律。一次生病要用砂糖治疗，权奸阿合马送来二斤，他拒绝说：“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终不以奸人所与求活也。”他镇守荆南，大量启用前宋官吏，却拒收他们的谢礼，说：“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迁擢，当念圣恩，尽力报效。今所馈者，若皆己物，我取之为非义；一或系官，事同盗窃；若敛于民，不为无罪。宜戒慎之！”

　　夏原吉为明朝名臣。明成祖北伐鞑靼，郑和下西洋，均由夏原吉筹措财政费用。朱棣第三次亲征漠北，国库空虚，夏元吉力陈国家财政已难以承受，惹怒朱棣，系之大狱。抄家时，家中除布衣、陶器等日常用品外，别无它物。夏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测其际”，从善如流，推功就过，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从洪武到宣德，连仕五朝，《明史》评价夏原吉：“通达政体，谙练章程，称股肱之任。尤持大体，有古大臣风烈。成绩懋著，蔚为宗臣，树人之效，远矣哉。”

　　张伯行为官康熙、雍正两朝，官至吏部尚书，一生恪守“官无大小，在得民心”。他曾在寓所张贴《禁止馈送檄》，说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得益不止一分；取一分，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务期苞宜（贿赂）永杜，庶几风化日隆。”成为历史佳话。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后，“中兴派”的崛起，这些朝中重臣和封疆大吏不乏既能干又守正之辈。曾国藩“以忠诚倡天下”，“中兴以来，一人而已”。左宗棠澄叙官方，以廉为本。张之洞跻身清流，以清肃官场为志职，在弥留之即仍敦念“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

　　但是，清王朝并没有在这些治世能臣手中起死回生，分析其中原因可知，封建社会后期廉政人物长于私德，却少于公德培养和训练，政治文明难以与时俱进到民主化，晚清廉政建设需要从文化到制度进行深刻的大变革。

　　七、乐道安贫

　　廉政人物追求政治清明，以海内晏清为志向。坚守信仰或理想，即使处于贫困恶劣环境，他们也矢志不移。

　　战国时期晏婴为齐相，效法管仲，接连辅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尊君重道，主持正义；危言危行，谦虚谨慎；有道在位，无道退隐，“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晏婴规劝齐景公一定要上善若水，推行廉政：“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

　　南北朝时期的刘裕出身东晋下级军官，拔起于行伍之间，通过平定孙恩、桓玄之乱，成为东晋最后一位权臣，并最终代晋立宋。刘裕从掌权到做皇帝，近二十年间致力于整治腐败已久的社会政治，进一步打击腐朽士族势力。刘裕贵为皇帝，生活极为简朴。史书称他“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内外奉禁，莫不节俭”。人颂其俭素之德，刘裕答曰：“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

　　房玄龄出身廉正世家，父房彦谦一生经历了东魏、北齐、北周和隋四个王朝，始终为官清廉，所得俸禄大多用于周济，曾对之说：“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　房玄龄跟随李世民十年征战，二十余载稳任首宰，终生清白。史家评论道：“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

　　姚崇历任武周到玄宗四朝宰相，选贤任能、奖励清廉、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惩治贪官，著有为官“五诫”（《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提出“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如始”。玄宗即位之初，姚崇上《十事要说》，整治时弊，被称为“救时宰相”。其后，继任者宋璟等“萧规曹随”、“守法持正”　，造就了“开元盛世”。

　　范仲淹早年清苦，发奋读书，割粥划齑，27岁中进士入仕，做官公正、执政为民，“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修“范公堤”，却西夏兵，推行“庆历新政”，革除腐败，振作朝政，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王夫之评论说：“（范公）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

　　欧阳修进士入仕，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师，道德博闻，廉方公正，颇多建树。在中央地方任职期间，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推行庆历新政。晚年辞职闲居，自号六一居士。在其笔记中，欧阳修提出“廉耻，士君子之大节”，激励后来士大夫廉隅自持。

　　耶律楚材是元初重臣，致力于推动蒙古贵族以儒学治国。他谏言禁止地方贵族擅自征战杀掠，使蒙古宿老贪暴之风收敛。蒙军不断占领中原地区，他上书《便宜十八事》，建议强化法制准绳，其中七条涉及廉政。他力谏恢复科举制度，开科取士补充官员。他主张轻徭薄赋，反对横征暴敛。他亲睦宗族，却公私分明，严格限制他们做官。他生活简朴，每每念及征战时期的凶险艰辛，忆苦思甜，“执菜根、蘸油盐、饭脱粟（糙米）”，甘之若饴。耶律楚材品位高雅，品质高洁，史载他“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有人谎说他在相位日久，已经把天下贡赋一多半私纳其家。等到他辞世后，朝廷派人到他家里查看，“唯琴阮十余，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

　　清初统治者励精图治，带动廉洁政风。于成龙出仕二十余年，三次被举“卓异”，上任从未携带过家属。临终屋内只见竹箱中仅有一件绨袍，床头仅有几个装盐、装豆豉作料的器皿。康熙帝钦定其“天下廉吏第一”。

　　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廉政人物对“道济天下”的笃信，“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使得他们从功名利禄的贪欲中超脱出来，不会迷失人生方向而堕落，“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守护心灵深处的高雅，义无反顾地反对贪腐，永不懈怠。

　　八、勇略敢当

　　反腐倡廉是政治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廉政人物勇于和善于同腐朽现象作坚决斗争，坚持正确的立场和原则，不回避、不妥协、不退让，有勇有谋，坚决果敢，不怕挫折，不惧舍身。

　　冯劫曾任秦始皇时期的御史大夫，后来升至大将军，位比丞相。时历经数代战乱，社会创痛巨深，民心思定日久。秦二世胡亥即位，倒行逆施，屯戍边地，兴作土木，横征暴敛，民不堪重负，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冯劫犯颜进谏，力主停止续建阿房宫，减省戍役，与民休养生息。秦二世不听，反将囚禁。冯劫认为“将相不辱”，自杀而死，翌年秦亡　。

　　东汉董宣为官不畏强暴，勇于惩治不法豪族。他任洛阳令时，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有一奴仆仗势为虐杀人。董宣拦截湖阳公主的车，迫使此奴下车而将之击杀。湖阳公主向刘秀哭诉，刘秀勒令董宣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拒不低头，赢得“强项令”之称，京师权贵再也不敢违法乱纪。

　　魏晋以降，宗族豪强士族门阀把持政柄，成为腐朽黑暗的特权阶层，曹操却敢于挑战特权和门第。孔融是孔子世家子弟、文化名流、地方要员，以北海相身份投靠他，后却极力标榜尽忠汉室、反对改革，被曹操毫不客气地诛杀。煮酒论英雄时，曹操把袁绍、袁术、刘表之类出身名门望族的州牧，统统予以否定，倒把平民出身的刘备抬得很高。曹操不屑招纳名门子弟，发布《求贤令》、《举士令》、《选举令》、《求逸才令》，强调不讲出身、成分、资历、名望，一律“唯才是举”，锋芒直逼特权阶层。曹操发布《抑兼并令》、《禁比周令》（《整齐风俗令》），向社会恶俗恶势力叫板，英气勃勃。曹操力葛群雄，广延名士，以自壮大，然犹“畏名义而自抑”，只自况于周文王，富有政治策略，又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

　　历史地看，武则天是与保守的门阀贵族集团进行不懈斗争的政治家。武则天被太宗选为才人，太宗死后入感业寺为尼。高宗重新召其入宫，立为昭仪，32岁立为皇后，67岁称帝。由于身份特殊，武则天踏入政界，遭到李唐宗室、元老大臣及关陇士族的激烈反对。武则天采取酷吏政治打击和排斥异己，贬杀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反对派，镇压徐敬业以及琅琊王越王的讨伐，使用铜匦直送告密揭发，利用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酷吏，向李唐宗室和大臣中不附己者大开杀戒，为取唐立周扫清道路。另一方面，武则天宽待延揽，识人善任，擢拔贤俊，刷新政治。她首倡“自举”，规定九品以上官员可以自荐升官或入仕。她首设“殿试”，亲自加试选拔贡生。还增设“武举”，开通武生晋身之路。她要求地方各州选送举人先于贡物，一改贡物为先的旧例，致使朝廷上下人才济济。武则天打击了腐旧势力，培养了新生力量，一直保持政局平稳，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晚年毛泽东曾称赞武则天“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武则天的宰相狄仁杰，几经宦海浮沉，始终保持体恤百姓、善断案狱、不畏权势、秉公任直的为政作风，多次直谏戒奢简政、慎权慎行，被倚为“唐室砥柱”。狄仁杰嫉恶如仇、思贤若渴，向武则天推荐了张柬之、姚崇、桓彦范、敬晖等一批优秀人才，委以重任，兴举政风，刚正清扬。时有人夸赞他：“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回答说：“荐贤为国，非为私人也。”

　　王安石少有“矫世变俗”之志，进士入仕后在地方和中央任职，深感朝廷“积贫”、“积弱”，倡导大力革新。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主持变法，位居宰相，全面整顿积弊时局。反对派对其“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的气势和主张深感恐惧和恼怒，群起而攻之，逼迫王安石罢相归隐。王安石仍不改其志，在廉政建设方面提出，养廉之道，教之以道，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对于全面扭转政治颓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

　　文天祥21岁中状元，时朝廷奸臣当道，蒙古大军压境，文天祥“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主张改革政治、扩充兵力、抗元救国，并与贾似道等奸佞进行斗争。1275年，元军逼近，文天祥奉召起兵勤王。翌年，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苦撑残局，对元军进行了顽强抵抗。1278年底被俘，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在押大都3年，受尽酷刑不屈服，许以宰相不投降，最后就义，衣底留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绝唱。史家为此有言：“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廉政人物，堪称中国古代社会脊梁。